现在，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。“看病贵”、“看病难”成为当前中国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。对于医疗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，究竟应该如何诊断、如何医治，可谓人言人殊。
一种流行的诊断是把问题归结为“市场化”。既然市场化是病根，那么“药方”就是放弃市场化，具体而言就是，
确立公立医疗机构的主导地位、加强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计划价格控制、恢复甚至扩展公费医疗体系。
另一种诊断认为，“看病贵”、“看病难”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，而是在医疗服务市场化过程中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力量不对称所致。如果存在着一定的制度安排，促使双方力量达到或接近某种平衡，市场化的医疗服务体系也完全可以保持社会公益性。基于这样的判断，医治中国医疗改革失败的“药方”不是放弃市场化，而是走向“有管理的市场化”。
事实证明，在医改过程中，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是行不通的。如何在市场转型的时代背景下，运用“亲和”市场而非“反对”市场的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，这正是中国公共治理变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。
换句话说，反市场化的思路就是把市场和政府二者简单对立起来。实际上，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体系中，政府可以以多种身份，例如保险者、购买者、雇佣者、赞助者、调控者、信贷者、规划者、监管者的角色，参与到市场活动之中。
因此，“有管理的市场化”是一个新的改革思路，其重心不是一味地指出政府应该干预医疗市场，而是要讨论政府究竟该扮演什么角色。
政府角色之一：保险者推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
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，44．8％的城市居民和79．0％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。
目前，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主干，在城市是强制保险，即社会保险制度（基本医疗保险），而在农村则是国家组织并且补贴的自愿保险制度（新型合作医疗），同时其他各种医疗保障模式也存在，但只是扮演了补充性的角色。问题在于，医疗保障的普遍覆盖远没有实现。2003年9月～10月，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，44．8％的城市居民和79．0％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。
政府的首要职责是推动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障体系。这一工作的重要性，首先在于能极大地促进医疗卫生公平性的实现。
更为现实的是，建立全民医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“看病贵”的问题。全民医保意味着医疗费用可以在所有人之间分摊，而不是仅由病人自己负担。在这种“风险共担”之后，看病自然就不贵了。
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，一旦所有民众都获得了医疗保障，那么这项保障的组织者———政府，就成为医疗服务的购买者，民众不必作为单个病人出现在医疗服务点，医疗服务买卖双方市场力量对比不平衡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。
政府角色之二：购买者约束医疗服务的费用上涨
2005年8月9日～11日，本报对全国733名30岁以上公众的调查显示，89．8％的人看病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比10年前增加了，81．2％的人认为，医院是营利性而非公益性机构。
医疗保障体系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，就是扮演医疗服务购买者的角色。
很显然，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，医疗保障机构就能以集体的力量，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，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，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。
无论是谁，作为单个病人在面对医院时难免势单力薄，没有能力约束这些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。这是某些医院看到病人就“磨刀霍霍”的根本原因。医疗诉讼固然可能会起到一些效果，但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让一个更厉害的角色来约束医院———专业的卫生政策文献把这种厉害角色称为“第三方购买者”。
政府既然提供了医疗保险，就有理由充当好这个“购买者”的角色。但是，我国现有医疗保障制度的参保者，相当一部分人到医院看病时，还必须先缴纳全额或者大部分医疗费，然后再向医保机构寻求报销。这种做法有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，即相当一部分医保的参保者感觉自己在就医时还相当于自费。现有医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等于是在管理参保病人，而不是履行约束医院行为的职责。
本来，民众缴纳保费给医保管理者，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代理人，代表自己同医院讨价还价。但是，现在的医保管理者反而当上了民众的“婆婆”。这是中国现行医疗卫生体系的重大制度错位之一。
因此，根本的改革措施在于改变个人先垫付再报销的制度安排，代之以完全的医疗保险预付制。在参保之后，民众在医疗服务点只需缴纳自付的部分即可。其余的医药费用，应该由医疗保障管理者直接向服务提供者支付。医保管理机构必须要做的是，同医疗服务提供者———医院订立契约，运用各种支付手段（例如费用包干制、按人头收费、按病种收费、按服务内容收费等等）的组合，来引导后者把握在费用控制和质量保障上的平衡。
政府角色之三：规划者或资源配置者建立健全初级医
